漕运一直是大唐帝国的命脉。

长安城作为大唐的都城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粮食供应。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必须依赖经大运河从江淮地区运来的粮食。这个转运的过程一旦出现阻滞，长安城立即岌岌可危。开元末年，玄宗皇帝改革漕运，采取了沿途修仓、分段转运的方法，建立了河阴、柏崖、集津、三门诸仓，才有效地解决了困扰长安城多年的粮食问题。大唐皇帝总算不必碰上荒年就拖家带口，领着文武百官迁徙东都洛阳就食了。天宝三年，玄宗皇帝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

言犹在耳，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最美好的愿望总是要用最残酷的方式摧毁，这才是人类为自己的愚蠢和自满所付出的代价。

孤独地死在太极宫的玄宗皇帝看不见了，若干年后他的子孙们仍然在为漕运而苦恼。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拒绝纳税。帝国对江淮漕运的依赖日益为甚。

自从宪宗皇帝下令将河阴仓作为供给淮西军粮的暂存地后，河阴县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此地本来只是一个渭河边的小村落，从开元后期沿岸建起一系列大仓，驻扎了守卫的军队，又为负责转运的官员建立驿站，市面渐成气候。

如此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按理说必须进行军事化管理。

不过和大唐的其他方面相类似，所有帝国权威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都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央集权只能虚浮于面上，底下统统各自为政、各显神通。

驿站原则上归兵部管理，只能接待朝廷官员和公差，不允许对外接客。可是这么做没有油水，还常常得倒贴。所以各地驿站都阳奉阴违，将部分客舍辟出给过路商旅落脚，大搞创收。驿丁还把朝廷仓库中的钱粮偷出来，作为驿站的日常使用。朝廷派来管理的官员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是和他们较真，这帮当兵的立马就能暴动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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