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亚洲在1950年春季和初夏之际的动态的工作,由两个情报组织共同分担: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G-2(军事情报处)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由于不同的原因,这两个机构都是人财俱乏,难以执行任务。
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存在仅仅三个年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服务局(OSS)的杂牌儿孙,在华盛顿官场中它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遭到军事情报机构的切齿痛恨。中央情报局主要由两类人员组成:曾经参与过战略服务局“斗篷加匕首”谍报工作的学者文人,以及一些被其他机构剔除的不合适的平庸之辈。雷·克莱因博士(属于前一类人)于1949年参加中央情报局并担任分析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报告,每期4至5页印刷纸,然后放上一张漂亮封面,冠以一个响亮的‘世界形势评估’的标题”。朝鲜是报告中经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克莱因承认,中央情报局离现场太远。“我主要是根据我所阅读的报章杂志文章,再尽可能地添加一些分析人员的术语,然后写下我的分析性评论。”
在克莱因看来,远东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地区。“我们手头用以进行工作的情报少而又少,很少有具体的情报。麦克阿瑟曾与战略服务局势不两立,这使中央情报局始终无法在远东恢复工作。他从不允许战略服务局染指他的战区,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态度也是如此。他绝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不是他司令部的一个机构。”
从中央情报局最初的三位局长身上,也可以看出它在华盛顿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西德尼·索尔斯是后备役海军上将,他的平民身份是在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州皮格雷-威格利连锁超市的高管人员。他因杜鲁门获得了影响力,但是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接替他的是空军的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他出任局长主要是因为他是权势显赫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侄子。不过,甚至连霍伊特·范登堡也意识到在中央情报局干没有出路,不到一年他就离职去当空军参谋长了。1950年6月,局长由罗斯科·希伦科特海军少将担任,中央情报局一位熟知内情的人说,他是“海军中的三流人物,他当局长是因为凑巧这次该由海军出人了”。(杜鲁门很少想得起希伦科特和中央情报局,以致在北朝鲜入侵后头几天的会议上,这位局长都没有被邀出席。中央情报局很显然被认为对这些讨论无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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