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朝鲜带来的最初欣喜情绪平息之时，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冷静地反思美国所承担的义务。中央情报局1950年7月10日提出了一份调子比较悲观的评估报告。由于中央情报局初出茅庐，规模甚小，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情报机构相比，依旧望尘莫及，因此在做出干预决定的关键会议上，其作用微不足道。现在美国已经参战，它终于有机会进行分析性评论了，但它的观点在国务院或国防部均遭冷遇。中央情报局认为，由于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主动或者被迫撤退……都会是一场灾难”。美国的对外承诺将失信于人，因为盟国不会相信美国会动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诺言，类似伊朗和印度支那等友好国家“可能会失去政治控制……或者迫不得已与苏联谋求和解”。美国正面临着由苏联挑起的一系列爆炸性事件，因为“如果苏联估计不到全球战争风险的严重性，它就会继续策动类似朝鲜事件的有限侵略。……美国主动撤离朝鲜，可能只会鼓励而不会阻止苏联在其他地区挑起有限战争”。

在中央情报局看来，撤退可能会引起苏联人的强烈反应。分析报告指出：“美国应该实行国内动员以支持美国和联合国在朝鲜的干预，而不要在撤退以后再做动员，这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要有利得多。”假如美国撤军后再实行部分动员，“那么苏联领导人更可能预计战争的矛头是直接指向苏联的，而不会去考虑美国的动员是不是为了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干预。如果苏联预计会爆发全球性战争，它就有可能进攻美国以先发制人”。

中央情报局当时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员雷·克莱因（1969年退休时任副局长），同中央情报局内许多一般官员一样，支持杜鲁门做出干预的决定，认为它是“勇敢的一击”，势在必行。但克莱因对政府采取的步骤持保留态度。“由于缺乏一系列严谨的分析就做出决定，”他说，“这成了先斩后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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