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如

我和周恩来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了。当时我们都在广州，他任中共粤区军事委员会书记，我在中山大学任党总支书记和粤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书记。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恩来同志出席“六大”回国后，到天津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整顿北方党的工作。我被派去为这次扩大会议作筹备，以后又留在天津工作。

1928年10月，我正在上海“预备留苏学生支部学习班”准备去莫斯科学习。陈潭秋同志作为北方党的负责人，从天津回上海汇报工作。他找到我，希望我同他一道去天津工作。我没有立即回答。当时，李立三同志已经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潭秋向李立三提出，北方党经过几次大破坏，干部很缺，希望中央增派干部并提到了我。立三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潭秋带我去见李立三（他住在上海先施公司楼上大中酒店），立三对我说：“你不要去莫斯科学习了，和陈潭秋一起去天津工作吧！明天就走。”我当时对他那种命令式的口吻有点反感，但还是同意了。立三对我们说：“北方党现在比较乱，需要整顿，中央在莫斯科开会时已经研究了，决定由周恩来去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的组织。现在，‘六大’已经结束，周恩来正在回国途中，不久就可到达上海，你们可先去筹备，为会议做好准备工作。”

10月10日左右，我和潭秋从上海乘船出发，同行的有潭秋的爱人徐全直和幼儿，还有詹大权的爱人田杏梅。在船上，潭秋同我谈论了很多问题，诸如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等等，而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北方党的情况。据他说，北方党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领导人彭述之等犯了错误又不能正确对待，互相之间闹意气，以至领导机构被解散，多数基层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另外，党员中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相当普遍。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来源发生了恐慌，有些党组织就要求平分党的经费，闹经济问题也很突出。总之，北方党从思想到组织，都比较混乱。为此，党中央已经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专门去处理顺直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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