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英

我是9岁就旅居泰国的华侨。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我就听到过他的名字，并崇敬他。

抗战初期，我曾与周恩来有过一次通信联系，对我教育极大。

这件事距今50年了，但每每想起来，心里就激动不已。

在周恩来90诞辰之际，我追述这段往事，以志纪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曼谷华侨社会中，由于不少侨胞对祖国抗战前途认识不清，思想出现混乱。比如，国共合作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中国能战胜吗？另外，当时一些汉奸和日本间谍趁乱到处散播汉奸亡国论调，什么“中国世称东亚病夫，和日本人打起来，中国必亡。”什么“中国受尽欧美帝国主义欺凌，日本是我们的邻邦，‘远亲不如近邻’，中、日应该联合组成‘共荣圈’，共同对付欧美帝国主义。”等等，这些奇谈怪论到处流行。一时间，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爱国侨胞都在为祖国命运担忧。

当时，我在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工作。这是欧洲人的体育俱乐部，设有跑马赌场、酒吧间、咖啡厅、游泳池、舞厅和图书阅览室。我在图书阅览室当工人。和我同事的华籍工人有30多位，同住在跑马场的工人宿舍里，工余时间，常在一起谈论抗战问题，为侨胞中的争论不休感到不安。

一天，我在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消息。当时，我和跑马场的几个工友商量，决定向他谈谈这里的情况，请教他如何看待抗战前途。于是，我们在跑马场工友和曼谷其他部门的乡亲、华籍洋务工人中，募捐了4千铢泰币，以“泰国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把侨胞对抗战问题的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钱和信由曼谷广东银行一位同乡设法替我们寄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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