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
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
我也是这样。
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
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我谈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
一
我与周恩来同志相识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冬,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未结束,我正在《解放日报》工作,同温济泽同志一起作《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同志的助手。在“抢救”运动中,报社各个部门都有一些同志被打成了“特务”,是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搞成的,唯独副刊部却没有这样做。因此,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就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最先遭到批斗的是艾思奇同志,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正在这时,忽然接到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我去谈话。过去,我曾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非常爱听他对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深刻而生动的剖析,但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周恩来同志住的窑洞,在那里见到了他和邓大姐。恩来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对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重庆工作。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想到报社正准备开我的批判会,我怎么能走呢?我把这些顾虑告诉恩来同志,他说这情况他清楚,他会设法解决,要我放心。这样,我就从“抢救”运动中解放出来,免了挨那场斗,去了重庆。这表明周恩来同志是不赞成“抢救”运动那种作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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