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的拆毁和它的新建同样高效。1990年6月22日，冷战的著名标志查理检查站在平淡的仪式后被拆除。各国首相和高官坐在一排塑料椅上观看巨大的起重机吊起米色金属小屋的一角。

就在同一天，地球的另一个半球上，塞西莉亚·贝尔刚和她的朋友莎拉·萨克斯从欧洲游玩归来。她们参加了南威尔士的一个乔迁派对，二人均已准备好迎接一位新男友以及稳定的新生活。

“你也许已经认识鲍·约翰·费兹帕特里克对吗，塞西莉亚？”派对主人在嘈杂的音乐声中喊道。

“你好。”鲍·约翰说。塞西莉亚握住他的手，迎上他深沉的双眸，微笑着仿佛在同她的自由打招呼。

“妈妈！”

塞西莉亚如同溺水一般猛吸一口气惊醒过来。她觉得嘴巴很干，睡着时一定是张着嘴把脑袋倚在了波利床边的椅子上。鲍·约翰此时回了家，去陪两个大女儿一会儿，也为她们带些干净的衣服。晚些时候，如果塞西莉亚松了口，他会把伊莎贝尔和以斯帖带来。

“波利。”塞西莉亚狂乱地喊着。她又梦见了那个小蜘蛛侠，然而这次的梦里，他变成了波利的样子。

“试着注意你的肢体语言，”社工昨天这样对她说，“孩子们解读肢体语言的本事远比想象的要厉害。你的语调，面部表情，手势什么的。”

“谢了，我知道什么是肢体语言。”塞西莉亚在心里说。社工用一副过大的太阳镜将波利的头发别到脑后，好像她所处的是一场沙滩派对而不是夜晚六点的医院。塞西莉亚不会原谅自己为她戴上这轻浮的太阳镜的决定。

当然了，她不会知道耶稣受难日是她孩子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光，不得不忍受难以承受的身体创伤。耶稣受难日算得上是最不适宜的时间。复活节假期期间人们用不着工作，因此塞西莉亚能缓上几天再和波利“复健小组”的成员见面，包括理疗学家，职业理疗师，心理学家，义肢专家。知道这些后续步骤让塞西莉亚感到安慰又恐惧。这些人带着文件袋和“最佳建议”走在一条已被众多父母践踏过的小路上。每当有人用不带感情色彩的权威语调向塞西莉亚提到前方即将来临的困难，她总有一瞬间难以跟上他们的节奏，总会因为震惊而无法协调。医院里没有人因为发生在波利身上的惨剧感到惊讶。没有一个医生或护士拉着塞西莉亚的胳膊说：“上帝啊，真不敢相信，谁能相信这种事？”这话也许会让人感到不安，然而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未说出这话也让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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