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并在历史二所内设立科学史组,为建立独立的专业科学史研究机构作准备。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由当时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担任,负责全面工作。叶企孙先生和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为副主任,因侯先生忙于已往的研究,管事很少,这样一来,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就落在了叶企孙的身上。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叶企孙似并无不适。他每周有两天到历史所上班,上班的时候,他要比去学校上课时间提前一小时。他在北大校门口乘公共汽车,到了动物园后,再换乘去东城的公共汽车,有座无座,他倒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一定要按时走进历史研究所上班的人流中。他这时已经56岁。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私人小汽车,那时在清华应该算头一份,他那时的月薪400多元,在教职员中也是数一数二,折合现在的人民币该有四五万元,因为没有家室之累,手头就显得宽绰,即使是校长梅贻琦,因子女甚多,也没有他生活优越。七七事变之后,他把小汽车卖了,在天津的时候又把这些钱捐给了冀中。解放后他的工资也有四百多元,甚至比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工资还高。现在年纪大了,本来应该有车的时候却倒了个儿,但他似乎并没有在意这些,而且往深处想想,没车竟有诸多的好处。
这是个变化。
他认为这是改造思想的结果。
在没来北大之前,他认为清华的思想改造运动应该算是“波澜壮阔”了,但到了北大之后,才知道是井蛙之见。北大在思想改造运动时,马寅初曾给周总理写信,特聘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十人为北大政治学习的辅导老师,毛泽东还夸奖说“这种学习很好”,可见北大“洗澡”颇得要领。紧接着的“忠诚老实”运动,北大也搞得有声有色,连一些人曾“当过宪兵一个月”这样的历史问题都被挖了出来,可见运动之力度。不仅如此,因为“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北大开始聘请一批苏联专家教授,在教材上推大苏联教本,在全校232种教材中,苏联教本52种,占1/5还多。文学所已开始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中文系已开始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哲学系召开报告会,庆祝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校领导在会上这样说:“要促进科学的发展,必须在学术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保证科学在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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