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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