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林彪事件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这两个集团就相互勾结，彼此利用。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中，它们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曾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因此，在实现政治野心方面，江青一伙与林彪一伙并无本质区别。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1973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才重新提出来。9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全部工作预计在10月5日以前进行完毕。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几乎是在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回到政治舞台的同时，沉寂了22个月之久的关于四届人大的“信息”，又再度出现在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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