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年到公元1839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1840年到1948年这108年中，这个千年均衡并没有被打破，而且在宏观经济方面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个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冲出持续了近2000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第一次持续提高了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新中国第二个30年，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奠定了基础。

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千年“高水平动态均衡”的主要因素有三个：（1）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实施了“第一推动力”，走出了“低人力资本，高生育率”的贫穷陷阱；（2）中国初步工业化，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收益率。1952年，中国工业就业人数为1531万人，到1978年，这个人数增加到6945万人。在25年中工业化创造的就业机会是5100万人以上。而从1952年至1978年，生产性人口从21106万人增加到40682万人，净增2亿人。中国工业化使得每4个人中有一个能参加到工业部门的工作。尽管这个机会远远不够，但对普通家庭投资人力资本仍然会产生吸引力。例如，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转非”是极为困难的，但一个农村的孩子只要考上中专或大学，就自动“农转非”了，毕业后可留在城市的工厂里。尽管农村孩子升学的概率并不高，但也刺激了农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3）1972年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中国制订和实施计划生育的国策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项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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