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不能是简单的数字叠加和推算，它需要将数字和经济内涵相结合，还需要一定的对“中国模式”变“不可能”为“可能”的想象力。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法，我对中国生产要素增长和全要素生产力变化作出推算，从而对“品牌时代”和“创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模拟分析。根据这一分析结果，表4-2列出了今后40年期间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的年平均增长率。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的长期趋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影响。

劳动力增长从价格时代的2.24%分别降为品牌时代的-0.23%和创新时代的-0.84%的增长，表明人口红利的逐渐退色。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从2.21%分别降为品牌时代的1.22%和创新时代的1.40%，但仍维持可观的增长速度，说明了教育红利的长期延续。在推算了中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趋势后，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下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由于中国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所以决定物质资本增长的瓶颈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投资机会。中国制造的资本积累最终导致边际收益递减，若想增加有效供给，就需要通过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来抓住生产力革命催生的新产业。

国际上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雷同，断定高速增长来源是生产要素的消耗，而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是很少的，所以中国经济还谈不上奇迹，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根据本书第三篇“中国千年之变局”对经济增长核算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在建国后第一个30年即创业时代为负增长，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僵化和技术进步的缺乏；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在第二个30年即价格时代确实有显著提高，说明“中国模式”不全是“东亚模式”。全要素生产力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在“中国模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大空间；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存在着从模仿向自主创新过渡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还有长期增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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