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所以能够成为白银帝国，是因为有一个总被置于幕后的港口存在，那就是漳州月港。尽管朝野上下对开放港口分歧较大，但月港还是在1567年开放了。作为一个不到1公里长和拥有7座码头的月港，与厦门及葡萄牙人租居的澳门等，一同承载了明朝最后近100年贸易的繁盛以及对白银病态般仰仗的历史。

期间，身在日本长户的李旦、长崎的张敬泉、福建厦门的许心素、鼓浪屿的漳州诏安人黄明佐、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苏鸣岗等，结成了一张华人贸易关系网。

到明末清初，郑芝龙家族成为中国最成功、也是最后的海商大佬。明清走私海商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的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

四港成就的白银帝国

1567年，明政府在漳州月港所在地设置海澄县，在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建议下，准许民间私人远航到除日本以外的国家通海（进行海外贸易），日本以外国家的商船也被允许随时进入中国口岸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早在1564年，前福建巡抚谭纶也曾建言通海。他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诙谐地指出：“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

明政府内部关于开港贸易的呼声也一直不断，最终决定开放一个港口，一如谭纶描述的留下一个“鼠穴”。对于选择哪里作为开禁出海口比较合适，明政府经过了一番谨慎的思量。最初确定的地点在梅岭，但稍后改成了月港，明政府别有一番深意。

南澳、诏安梅岭一带的海港其实更适合商人出海活动。月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大型船舶不能靠岸，“必用数小舟弋之，舶乃得行”，它满足的是边海居民下海谋生的需要，而非要鼓励居民远洋。作为开放海禁之地，月港便于明朝官吏设卡盘验和管理，其最终期望达到“有汉之威远而师饷不内耗，有唐宋之通货而情况不外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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