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两淮盐市发生了一起与歙县商人有关的“抗旨误税”案。故事的主角是刚刚去世三年的两淮总商鲍志道的弟弟鲍芳陶。他一直在淮南业盐，1803年他被两淮巡盐御史佶山强制派往淮北办理盐务。

此时，淮北盐务已经难以为继，积压的盐引到1799年时已经达30多万引。1802年，商人主动请领的盐量才400引。可以说，淮北盐场基本被盐商所抛弃。鲍芳陶也不看好淮北盐务，便称病不愿听命。

两淮盐业的“落魄”

如果大家都效仿鲍芳陶，那么这一年的盐税任务肯定完不成。佶山大怒，就拿鲍芳陶开刀，上奏告发。此事惊动了嘉庆帝，他责成两江总督、总理盐法大臣、新授兵部尚书陈尚文到扬州查办案情，并在一个多月内连下了三道上谕。

淮南很多盐商都出面为鲍求情，情愿摊付盐课，风波才算平息。有人说，鲍家朝中有人为官，之后才不了了之，但不论如何，经历这件事情之后，鲍氏子弟基本绝迹两淮。

盐业官盐的摊派等浮费太多，且淮南运费较高，增加了业盐的成本和销售价格，而私盐泛滥，价格低廉，对被摊高的官盐冲击很大，再加上清朝盐场销盐的区域划界，并未斟酌得尽善尽美，像江南的镇江府，规定必须吃浙盐，但两淮的盐就近可得，价亦甚优，却不准市民买浙盐。也有一些盐商钻缝子，窜货走私私盐到镇江府。各个盐场都存在类似的情形，盐商无利可图，自然不想干。

早在1704年，江南总督阿山就对两淮盐场多收的浮费进行了调查，发现多达13项浮费应该禁收，譬如赏差役银、送远近别敬银、馈送官员及过往程仪杂费、盐院书差解带盐收银等项。以两浙盐场为例，1726年户部调查发现，两浙应纳盐课不到29万两，但每年收取的浮费却高到42万多两。在三年半的时间内，三任盐臣先后收取的浮费就高达71.2万两。其中，34.2万两落入三人的腰包。盐政官阿克当受贿100余万两，被称做“阿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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