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

我父亲来自中国山东胶东农村。他虽然小学没有毕业就去县城一家杂货铺打工，他虽然19岁就弃工从戎，他虽然一辈子是个军人，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种地，工作之余，他在自家后院开拓了一块儿地，种瓜种菜，其乐无穷。后来离休，他索性成了“专业农民”：全天候种地，一直种到前些年干不动活为止。

父亲与土地的关系还不仅如此。他经常回农村老家探亲，并且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人回去：用当时流行的话说，那是“忆苦思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那是“寻根”。我们老家确实很贫苦，爷爷、奶奶去世早，老家只剩姑姑、姑父一家人，姑姑生了14个孩子，但死了7个，只有一半活了下来。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自然少不了与姑姑姑父盘腿坐在农村土炕上吃海蛎子、与表兄表弟在海边钓鱼这类快活之事，但更多的则是听姑姑哭诉丧子丧女之痛、听姑父叹气没钱给结婚的儿子盖房、听表姐埋怨婆家待其不公这类伤心之事。

后来，我知道，老家清末民初闹灾荒，有很多人“闯关东”，后来定居在东北。他们的后代中，有不少人成了哈尔滨、沈阳、大连等东北城市的“城里人”。我回老家时，常常会看到这些东北“城里人”跟着父母或祖父母，提着大包小裹，坐着长途汽车，回胶东老家寻根探亲，一旦来到乡下，他们特别受到那些仍在老家务农的乡里乡亲们的尊崇和款待。

我没有赶上当时的“上山下乡”，但小学时，我们经常被学校组织集体去农村，帮助农民捡麦穗；中学时，我们除了每年夏收帮助农民割麦子之外，还曾全班一起去农村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我们被分别安排在农民家里吃住，白天则跟农民一起干农活，美其名曰“学农”。那时，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废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对集体经济的漠不关心、以及年轻一代渴望离开农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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