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防河北、察哈尔、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处在国防的最前线。到1936年，学生和第二十九军已经缓和了紧张关系。刘少奇等共产党人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在军队中宣传抗日，第二十九军中的下级军官抗日态度尤其激烈。

第二十九军能够从偏僻贫瘠的察哈尔省入主北平、天津与河北省，当初离不开日本方面的容忍和默认。尽管这是一支有抗日英雄历史的军队，长城之战中，第二十九军官兵在喜峰口、罗文峪有着良好的表现，但日本人相信只要诱以富贵权位，就可以笼络住第二十九军的将领，成为日本帝国的马前卒。日本人的自信就是中国人的忧心，当1935年底出现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国人对宋哲元等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对祖国是否忠诚发生了怀疑。

但过了几个月，日本人开始失望了。第二十九军虽然利用日本的势力抗拒了蒋介石的压力，但官兵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而士兵与下级军官的反日情绪更为强烈。

1936年3月下旬，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在视察华北形势以后，致电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提出了增兵平津和驱逐宋哲元的计划。他说：为了压迫宋哲元服从日本，增强中国驻屯军乃其先决条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也开始对华北驻屯军改造宋哲元的计划表示怀疑，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日本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也。”事实上，宋哲元既要敷衍日本人的淫威，又不能背叛中央政府的利益和国民的期待，实在并不轻松。

1936年五六月间，广田弘毅内阁借口防共忽然增兵华北，不足3000人的华北驻屯军一下子增至近万，分布地点也超出原来条约规定的区域。5月21日，新任驻华北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到天津。这位司令官的军衔是中将，而以前的司令官都只是少将，他统率的军队也从“华北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规格的提升显示出分离华北已经正式定为日本政府的国策。“中国驻屯军”的实力在迅速膨胀，一年里就增兵约6000人。这支军队正扮演着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扮演过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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