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需要1998年那样的大手笔——魏加宁

靠政府的要素补贴，补贴到出口环节，实际是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从结构调整来说，作为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的转变和调整？

魏加宁：总的来说，有四个因素决定着我们必须调整结构。先看长期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实现的高速增长。首先，土地价格人为地被地方政府压低了；然后，劳动力被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压低了；接着，资金的价格被中央银行压低了；最后，资源的价格被中央政府压低了，即价格管制。环境的价格实际上也被压低了，因为环保力度不够。但是，目前所有这些要素价格都在发生变化。土地如果真正流转起来的话，价格应该是上升的；劳动力价格，随着人口老龄化也会逐步上升；资金的价格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也将逐步上升；资源价格也会上升，将会征收资源税；此外，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强，环境的价格也会上升。

当这些要素价格都在上升时，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实现的快速发展模式，依靠隐性优惠政策的发展模式，就难以为继。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中国优势”，或者叫“中国竞争力”，首先靠的就是这种大量的隐性的优惠政策。靠政府的要素补贴，补贴到出口环节，实际是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进行一次调整。所以从长期来看，有一次调整的要求或压力。再有一个因素就是周期的压力。就是从经济周期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国家都有一次整顿和调整。而这一次，从2003年开始有些经济学家就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真正的调整实际上是从2007年物价上涨以后才开始的。本来应是逆周期调整，因为姗姗来迟，最终却变成了顺周期调整。这也是2008年9月以来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因素就是来自外部的压力。美国的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后导致需求萎缩，外部的萎缩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而迫使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第四个因素就是国内泡沫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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