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名句很能代表1979年时戴洁天的心境和举止。那年,摘掉“帽子”的戴洁天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此时的戴洁天,虽然因为落实政策而喜悦不已。但久不接触书报的他,却随着对时局的了解,又开始担心起来。
1979年3月15日,戴洁天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上面还附了“编者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一篇文章让全中国的许多人忧心忡忡,一些已经开展包产到户的地方又缩了回去,人们在观望。作为积极推动包产到户的安徽,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省委书记万里表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写了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在安徽省委的力争下,3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附了“编者按”,说明3月15日的某些提法不够准确。风波暂时平息。
一年之后,万里调至中央,分管农业。在当时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尤其是包产到户已初见成效,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没有纠缠于包产到户是“社”还是“资”,只是大谈“包”字诀的妙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穿衣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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