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少鹏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并不在于抹煞其他同志的功劳。事实上，许多建部时期进入外交界的老同志经过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很快也变成了精通外交业务的“秀才”，同样为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也不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合格的外交干部。新中国外交界“报人群体”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交官的素质也非“报人”素质所能全部涵盖的。新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系统培养外交人员的机构，外交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已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界“报人集团”已圆满地为自己的历史存在划上一个光辉的句号。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更不是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未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在毛泽东主席晚年，“左”倾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他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思想，干了不少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些“报人”外交家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某些“左”倾政策，犯了错误，其主要责任当然不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掘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向“报人”外交家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他们全心全意献身中国外交事业的敬业精神。建国之初，百废待业，懂外语的记者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发展机遇。因此，一些过去在新闻界工作的干部在接到调令赴外交界任职时，确有不愿放弃新闻事业而投身新领域的思想顾虑。特别是，新中国的外交是“说理”外交，工作的“主战场”在办公桌上，这就使得许多才华横溢的外交干部要埋头“后台”工作，与“声誉”“名望”绝缘。另外，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这样的“秀才”，一生未有机会到海外长驻，人们想像中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优厚待遇（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他们无从领略的。如果没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也是不能取得为人所称道的成就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驻外人员的待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起海内外不少公私职位，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老一代外交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坚持身体力行，反对口是心非，才能弘扬正气、清除邪气，从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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