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士兵）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 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过死人，但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炸了好久也没离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上，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容纳和养活那么多的人了！

1943年12月，我和好友卢乐礼（北方沦陷区人）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熟悉参军的情况）摸清状况后，径直到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让我们先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战争过后，还需要人来建设家乡。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大幅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投笔从戎的热潮席卷了山城。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相劝，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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