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文（中国驻印军通讯团士兵）

1927年4月我出生在毕节。毕节地属贵阳，是川滇黔三省交汇处，黔西北的大门，这本是一座僻静、古朴的小城。但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也打破了这偏远小城的宁静。涌向大西南的仁人志士、四面八方流亡来毕节的难民，用字字血泪控诉着日寇的罪行，而一首首充满力量的抗日歌曲，更唱得我们这些少年娃娃心潮澎湃。从《热血歌》、《黄水谣》到《保卫大西南》、《八百壮士》……首首我都唱得热泪盈眶，也正是在这歌声的感召里，我这个15岁的少年踏上了从军的道路。

1942年，我从毕节一小毕业。暑期，恰逢军政部通讯兵三团军士训练大队来毕节招收无线电报务员，我就报名了。而这次招收，也开了毕节招学生当兵的先河。我们先到贵阳受训，毕节离贵阳两百多公里，全靠步行，在那里集训了三个月后，就开赴了昆明。到了昆明，我们与来自四川隆昌的通六团合编，以通六团军官为基干，整编为独立通三营。随后，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空运印度，编入中国驻印军。

从印度汀江下飞机，先坐火车，后换乘轮船，再上火车，历时几天于1942年的11月到达了位于印度腹地的兰姆伽军事训练基地。

抗战时期的兵源是以壮丁为主，大多数都是文盲，而我们通讯三营全是学生兵合编而成。学生当兵在当时是新鲜事，所以，我们在军中也颇受欢迎。毕竟，有知识有文化就是一种力量。当时，我们的一个排长，成都军校17期毕业生，就把一个英国人在香港陷落后写的歌《再会吧，香港》改名为《再会吧，祖国》，重新填词在军营中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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