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新制度之创建。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达于具体现实化。及此各项新制度日趋崩溃，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已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税，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正如北魏均田，必先成立三长制。

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须逐年认真办理。此即政府上下对此制度必先有一番精神，更不可无一种相当之意识也。

杜佑通典以隋国计之富足，归功于高熲建输籍之法。按：熲在炀帝时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过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则熲之输籍法，正有赖于详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其时已有括正户之举，见苏瑰传。

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制度废弛而求以法令挽回，苟不能唤起推行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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