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xū）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吕东莱谓：“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皇佑之绥势也。”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如陈抟、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时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随母易姓朱，后复宗姓范。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当时读书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国家并无正式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无师弟子之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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