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的刘厚同（又写作刘后同），是促成傅作义走向人民阵营之路的重要人物之一。

刘厚同（1882—1961年），山西运城人，辛亥革命元老，1903年在湖北武备学堂参加兴中会，1912年1月领导了甘肃秦州（今天水）的反清武装起义，先后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和军士学校校长。他早年还曾经在保定军校任教，傅作义本人及身边的几位最亲密的同僚如参谋长李世杰、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河北省省长楚溪春等都是他的学生。刘厚同在晋军中当旅长时，傅作义在他的部下当排长、连长。傅作义1928年任天津警备司令时，他已退出军界，住在天津法租界。傅作义有事经常去刘厚同家请教，从那时起，刘厚同就成为傅作义最尊敬的老师与至交之一。傅作义所以能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后出任绥远省主席，再之后脱离阎锡山而转投蒋介石，都与刘厚同的出谋划策分不开。在抗日战争初期，当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时，他公开与之唱反调，说“攘外自将安内”，并多次向蒋介石直言上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都给刘厚同配备了一部地下电台和一些人员，让刘厚同一直与自己保持着密切联系，给自己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特地给了刘厚同一个中将总参议的职位，以便于刘厚同可以随时到他的司令部中叙谈。

刘厚同为人正直，头脑清醒，足智多谋，是对傅作义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智囊式人物。他的女儿刘杭生是“民青”成员，当时正在天津各大专院校中进行革命活动。我华北局城工部知道刘厚同和傅作义的特殊关系，遂有意布置刘杭生给父亲做工作，劝说父亲去启发傅作义，动员傅作义举行和平起义。刘厚同赞同女儿的意见，遂几次从他当时所居住的天津到北平与傅作义密谈。在我华北城工部的安排下，我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曾经多次和刘厚同谈话，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对刘厚同的工作给予帮助。另一名地下党员杜任之是傅作义的同乡，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政治系主任，他的弟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由于有这些关系，他与刘厚同也有不少交往，也对刘厚同做了不少工作。刘厚同自1948年10月从天津到北平之后，就一直住在傅作义家中，直到北平解放，对傅作义影响很大（刘厚同在北平83天中天天写日记，题名为《故都83天和平史略》，是记录傅作义和谈经过的珍贵史料）。由于刘厚同在这段时间为和平而多方奔走，劳累焦虑，以致左眼失明，故而被时人尊称为“和平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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