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绥远形势十分微妙的时刻，傅作义本人也感到十分不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末尾写道：

因情况已到了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按：指山西阎锡山的残余势力）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

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诸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

在这封信之后，还附有王克俊从归绥发来的要求傅作义亲自去绥远的电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肯定了傅的意见，明确表示要按傅的意见办。

8月初，毛泽东再次接见傅作义，要他和邓宝珊一同去绥远，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还告诉傅作义：“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在聂荣臻和薄一波的主持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傅作义和邓宝珊去绥远召开了专门会议，并邀请傅作义身边的周北峰和阎又文参加，对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做了认真的准备。

首先是安全问题。为此，由傅作义部下原三十五军的师长冯梓秘密入绥，见到董其武部主力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选定了位于归绥和包头之间的美岱召（按：蒙古族把寺庙称为召）作为住所，那里原来是土默特部首领阿勒特汗在土默川修建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庙，周围建有石面土心的城墙，四角建有角楼，背靠大青山，面临土默川大平原，南面就是黄河，风景优美，环境清幽。张世珍调独立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前来担任警卫。在去归绥的路上，则准备了一列专用的铁甲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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