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夏天,为是否打长春,如何打长春,东北局的林彪、罗荣桓等领导人和中央曾有过一场讨论。5月29日,东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对长春“久困长围”方略。报告说:
根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综合来看,则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可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夺取,费时须长时在敌炮火飞机轰击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而敌仍能保持半个城市,使我无法啃下。那时在城内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使部队实力与士气遭受重大的损伤。此种结果,对我甚为不利。……连日我们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甚高,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
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太同意上述意见,并对上述意见提了不少问题。
6月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了对付长春可能采取的三种方案:一是进攻,但是无把握;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主力南下北宁线,但是敌人可能突围逃走;三是以部分主力实行长期的围城打援。他们的主张当然是第三种方案。
当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之后回头再来看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北领导人的上述意见,的确显得过于小心、过于谨慎。这种小心和谨慎是由于两次四平之战和5月间与长春守敌的一仗血的教训给他们所带来的(5月下旬,东野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只攻占了大房身机场和城外几个据点,未能攻克长春的坚固工事,虽然消灭了5000多名敌人,自己也伤亡了2000多人)。他们是东北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在已经吃了几次亏之后,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让部队受太大的损失,这种态度也完全可以理解。对于打大城市、打大型的攻坚战的把握与信心,是在锦州战役的实践之后才完全树立起来的。但是,如果把林彪和毛泽东当时来往电报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在对大局的观察、判断和把握上,毛泽东是要比林彪高出一头。不过,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正是出于对东北局领导人的上述思想活动的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虽然不很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还是在6月7日的电报中“基本上同意”了他们的方案。于是,对长春进行“久困长围”就成为由东北局提出、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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