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耿 谆——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队队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上尉连长

李铁锤——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孟连琪——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朱 韬——时为东北阜新煤矿战俘劳工，原抗大教员

编导手记

如果把战争看作是一个政治利益角逐的母体，那这个母体孕育的痛苦里，最难以掩饰的沉重就是战俘，对于交战的双方都是如此。正如儿时的印象，只有“杀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为，才是忠诚的表现。而被俘，则充满了灰暗可疑，甚至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耻辱的象征了。

我遇到了这样一群战俘：他们英勇抗战，从弹尽粮绝到最后一刻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

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和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几乎是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和妥协。

我遇到的是一群如耿谆一样的战俘，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做这个选题前，我读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写的《抗俘》一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我在参观了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后亦不胜唏嘘，关于战俘，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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