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此再倒推看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是放下民族偏见，放下意识纷争，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融入西方主流体系中，放手与西洋人、东洋人竞争，解放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形成强大的竞争力的30年。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圳的企业做得很出色，按规则玩，但玩得最认真——在商言商，以商业推动个人富裕、社会进步、国家强盛。

在《中国企业家》历年的“企业领袖”榜单中，按城市论，深圳有6位企业家共入选16次，仅次于北京，高于上海。如果不算国有控股企业，仅将改革开放以后创立的新兴企业数据作对比，深圳的优势就更明显。在《经济观察报》与北大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办的“2007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榜”上，15家本土企业，深圳企业占了6家。深圳新兴企业、企业家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现象”。

——2008年4月，王石在为《中国企业家》撰写《深圳现象》一文中如是说

背景分析

一个从边陲渔村起步的新城市，为何能培育出优秀企业、企业家群体？一般最容易想到两个理由：（1）特区的优惠政策；（2）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但王石感觉，这两点解释力不足。

因为从优惠政策上看，从一开始，深圳也并非唯一的特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不仅出现更“特”的经济特区，沿海各省也推出各种地方优惠政策，吸引力不亚于特区；“两税合一”之后，即使是在表面上，特区也不再有政策优惠的优势。

王石又敏锐地发现，从地理优势上看，深圳优秀企业很少获益于香港的产业转移，尤其是金融、通讯设备、地产等行业；虽然深圳可以比较便捷地从香港输入管理经验，但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模式上看，深圳优秀企业也与香港以家族企业为主的模式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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