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一天，我下班后回家，看见妻子坐在厨房的桌边，面前放了一把园艺剪刀。她面带微笑，说明等待我的不会是很大的麻烦。可是，她又说她要我的钱包，这就不妙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把钱包递给了她。她翻出我的德士古联名信用卡——新婚夫妇通常都会收到这样的东西——拿起剪刀把它剪成了三块儿。我抗议说，这张卡非常好用，而且我们每个月末起码都能支付最低还款额（有时还能多还些），她却只是摇摇头说，我们脆弱的经济状况承担不起利息。

“最好还是摆脱诱惑，”她说，“我已经把自己那张剪掉了。”

就这样，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俩都没有用过任何一张信用卡。

她的做法是正确而明智的，因为当时我们才二十出头，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就财务状况而言，也就算是勉强能把头浮出水面。我在高中教英语，学校放暑假时则在一家洗衣店为汽车旅馆洗床单，偶尔还开车为这些旅馆送货。塔比白天照顾孩子，趁孩子们午睡时写诗，等我回家后则到唐恩都乐甜甜圈店值全职班。我们俩的收入加起来也只够支付房租、食品和小儿子的纸尿裤，想装部电话都没钱。电话的难题是通过德士古信用卡解决的，毕竟能打长途的诱惑太大了。剩下的钱还够偶尔买书——我们俩都是离了书就活不了的人——和为我的坏毛病（啤酒和香烟）买单，除此之外就不剩什么了。毫无疑问，更无法负担那个方便却本质危险的小塑料片的利息。

攒下来的一点点钱通常用来付修车费、医疗费或是塔比和我口中的 “养儿费”：玩具、护栏和那些令人发疯的理查德·斯卡里童书。那些钱通常是我将短篇卖给《骑士》、《纨绔子弟》和《亚当》等男性杂志后赚来的。我那时的写作是谈不上什么文学性的，讨论作品的“持久价值”就像拥有德士古信用卡一样奢侈。故事成功卖出时（并不总是如此），它们仅仅被视为外快闲钱。在我眼里，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彩罐，被我不是用棍子，而是用想象力不断地击打。有时候，罐子破了，会掉出几美元。有时候，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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