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也就在上海之战发生对于中国方面不利的根本逆转之时，名义上还控制着日本政权的近卫文麿内阁并没有立即进攻南京的打算，甚至就连陆军省、海军省的高层也没有攻取南京的计划。按照东京最初的想法，在控制上海之后，再进一步回头控制华北，以华北、淞沪的两场胜利，来作为筹码向国民政府施压，以华北、淞沪的既成事实来给予南京方面一杯苦酒，从而达到最初的战争目的——扩大华北的自治权，从而逐步分解中国。这一点也就是将满洲作为日本的战争后备基地，首先完成满洲统治基础的巩固，再逐次南下。

另外，由于在淞沪会战中，上海派遣军的伤亡人数已超过5万，而最初国内一片叫嚣的“三个月灭亡支那”的声音现在也成了一句空话。整整3个月的时间，日本方面换来只是在上海战场上的数万人的死伤代价，可谓是死伤惨重，几乎无所获得，如果不是增派第10军实施包抄作战，恐怕上海的战局还会继续僵持下去。

基于这些原因，11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向淞沪战线的华中方面军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作战仅限于苏州、嘉兴一线以东。”也就是说，苏州——嘉兴一线是日本陆军的停止线。然而一直为中央省部所担心的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果然不出意料地违抗了这道命令。这也难怪，在日本陆军中，“下克上”早已经不是例外了，自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就成了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何况柳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人物。

40多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作为日本陆军首任参谋总长、日本军国主义的开山师祖——山县有朋大将就率先开创了近代日本陆军“暴走”之先河。原先按照预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之作战细则，山县有朋所率的日本陆军第一军推进到鸭绿江畔，同时大山严指挥的第二军攻占旅顺之后，日军部队就应该就地筑营，等待来春和清军展开直隶决战。这是因为一方面冬季作战行动不便，另一方面日本陆军的兵站力量不足，后方供给不上，加之首相伊藤博文为首的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文官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和谈的机会。然而，作为首任参谋总长的山县有朋却首开先例，开始了日本陆军“光荣”的“暴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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