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恐怕北欧日耳曼民族的气质不能帮助研究犯罪行为的人发挥才能，它总是导致可悲的平庸。”福尔摩斯这样说，当时我们正从牛津街拐到不那么拥挤的贝克街的便道上。那是一九零一年五月一个晴朗清新的早晨，许多黑瘦的人聚集在街上，他们是从南非的战场上回来度假的。他们的制服给人以一种特殊的欢快的印象，与仍在哀悼已故女王的妇女们所穿的黑色服装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回答说：“别忘了，福尔摩斯，你自己办过的案子中就有许多是与这种理论相反的，我可以举出一打例子来。”说这话时，我注意到，早晨散步使我的朋友那灰黄的脸上有了一点红颜色，因而觉得挺满意。

“请你举一个例子吧。”他说道。

“嗯，那个臭名昭著的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用一条经过训练的蛇来达到谋杀的目的，这可不能随便地说成是平庸。”

“亲爱的朋友，你举的这个例子恰恰证明了我的论点。在大约五十个案子中，我们回想起罗伊洛特医生、‘神圣的’彼得斯以及另外的一两个人，原因只不过在于他们采用了异忽寻常的、富于想象力的犯罪手段而已。说实话，我有时被这种想法所引诱：正想居维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恢复整个动物的原形一样，有逻辑的头脑的推理家能根据一个民族的烹调方法说出这个民族犯罪的主要特点。”

我笑道：“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好好想一想，华生。”他用手杖指着一辆巧克力颜色的公共马车，这辆车的刹车嘎嘎作响，马的挽具上的铃铛发出轻快的叮当声，车停在马路的对面。福尔摩斯继续说道：“碰巧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有一辆法国公共马车。你看那赶车人，华生，他和那个从海军陆地兵站来休假的下级军官辩论时是充满激情和活力的，而且感情专注。这是狡黠和实惠的区别，是法国调味汁和英国肉卤的区别。这样两个人怎么能从同一个角度犯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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