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芳同志：

9月10日来信收到，信上你说“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见证人，作为资深学者，大家都在等待光远的声音。哪怕说点故事，讲讲感触，大家都是十分重视的”。

我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最近两三个月中已经写了不少，而且刊物上已开始发表。今年《百年潮》第五期已经登了我写的大约有7万字左右的一篇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除此之外，我写有若干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和其他长短不一的有关文章，多数已在刊物上发表。

关于三中全会讲得很多，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会是怎么开的。因为一直没有仔细地去介绍当时的情况，许多情况都不为人知，或有不少误传。我想坦率地告诉你，你来信中说：“我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提出党政必须分开的口号，我以为这也就是改革的目标。”

就我所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虽然邓小平着重强调要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但还不好说已经提出党政分开的口号。就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把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关心政社分开的建议交给了会议，但是这个问题也未能很好地解决。

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四个月前举行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开始酝酿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把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作为三个议题之一。讨论这个议题会使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经济改革的气氛更浓些，但是那时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更为重要，因此对改革的问题讨论是不多的。不过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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