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北京的沙龙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写下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虚无缥缈、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地讲，这是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的会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创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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