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同文言文受到猛烈冲击。在当代，白话诗歌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在“文化大革命”前，旧体诗词被视为封建文化的残余，至少是社会所不提倡的，它在青年中间的影响日益缩小。毛泽东、鲁迅都反对青年写旧诗，提倡青年写新诗。但是诗歌艺术内在的规律，并不是政治干预可以扭转的。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人习惯于运用旧诗词形式，部分由于他们对古文言的熟悉，根本原因是古典诗词艺术功能与传统的丰厚。“左”的政治因素的不合理压抑，本身就意味着艺术规律有力的反驳。特别是毛泽东诗词在60年代初的广泛影响，也为旧体诗写作在“文革”的普及作了历史的准备。

“文革”爆发后，被视为封建黑货的旧体诗词被列为扫荡对象之一。唐诗、宋词连同“黄色小说”几乎被焚烧殆尽。连杜甫也被贴上“儒家”标签加以批判。作品被抄、被毁，作者受到批斗。古典诗词的命运到了灭绝关头。可是，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突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不顾密织的文网，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旧体诗词视为打破八股，建立新语言的途径，视为一种高雅、有效的艺术表现手段。

他们打破任何框框自行摸索，借用旧形式来表达新的思想感情、新的现实生活。在“文革”中，北大教授王力的《诗词格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手抄、油印。旧体诗词不仅没有销声匿迹，一蹶不振，反而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古典诗词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文革”之前。在吸收和借鉴古诗词，推动新诗创作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文革”后，各地诗社组织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大江南北，各种以旧体诗词为主的刊物不下几十种，各地还不乏自费印刷，内部交流的诗集。这证明了“文革”十年中的确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古典诗词爱好者和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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