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
我和马明方同志多次在一起工作。1954年中央撤销大区党委和行政机构后,我们同时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召集有邓小平、谭震林、宋任穷、马明方、刘澜涛、林枫、李雪峰等参加的一次秘书长会议上说,调你们来是叫你们做事。邓小平做中央秘书长,大区来的同志做副秘书长,同时兼任分管六个大区的中央工作部部长。把你们摆在这里我们放心,你们分管的地方工作部也叫““放心部”。我当时因为身兼数职,就向小平同志请示:“主要精力应放在哪里?”小平同志告诉我:“是罗荣桓同志让你到总干部部的,你要集中精力搞好总干部部的工作,别的地方可以少去。”这样,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总干部部,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日常工作,主要由马明方同志负责,我除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外,别的事管得很少。这是我们50年代初期的一段合作共事。1960年中央决定成立大区中央局后,我们又同时调到东北局工作。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任书记,喻屏、强晓初任候补书记。我们书记处的分工是,我负责全面工作,欧阳钦负责常务和农业工作,马明方负责财贸、政法和战备工作,黄火青负责工业工作,吴德负责宣传文教工作,陈锡联负责国防军事工作,喻屏负责组织工作,强晓初协助欧阳钦处理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都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很重。如何才能把东北局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反复研究,还是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十六个字”去办。这“十六个字”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所谓“贯彻一切”,就是要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自然能够做到“统帅一切”。至于“顶上护下”,主要是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要根据东北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些具体指示,在贯彻执行中有困难的,应当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而不要机械地强行执行。这样做,正是为了使中央的路线方针能在东北更好地贯彻执行。当时,正值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粮食和市场商品供应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辽宁农村,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20斤左右,有的地方还不足120斤,浮肿现象普遍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即派马明方同志和强晓初同志到北京向总理、少奇、小平同志当面汇报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听了明方同志的汇报后,立即答应调给东北粮食两亿斤,很快解救了燃眉之急,也帮助我们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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