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日,我赶到浏阳县永和市找到了红五军军部。邓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伤势和治疗情况,告诉我毛泽东、朱德带着红一军团要来永和市会师,两只拳头合在一起,力量更大,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为邓萍的热情所打动,心里也热乎乎的。邓萍要我暂时休息几天,等待分配工作,我就在军部住下了。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三军团按计划在永和市会师。当天,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军团;红一军团辖第三、第四、第十二军;红三军团辖第五、第八、第十六军,总兵力约三万余人,两军团兵力大致相等。红一方面军的成立,进一步在战略上集中了兵力,这对红军更好地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促进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红三军团军团长由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滕代远兼,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团下辖三个军、六个师和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一万七八千人。红五军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师,军长由邓萍兼任,政治委员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我被任命为红五军党委秘书长;十一月,红五军召开党代表大会,我又被选为党委组织部长。
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讨论了攻打长沙的问题。当时有些同志看到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取得很大胜利,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部队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个个穿起崭新的军装,面貌焕然一新,十分羡慕,认为三军团仅一个军团的兵力就能攻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合兵一处,打下长沙更没有问题:加之当时党内军内总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要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攻打长沙的主张便占了上风。而彭德怀和三军团的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不大同意打长沙。因为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此时近一年时间,部队扩大了六倍,而且从五月份开始连续作战、攻城,部队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仅没有党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靠士兵会的活动而没有党的领导核心,迫切需要进行短期休整,以利再战。而且从敌情方面看,第一次打长沙是我军抓住敌人战略部署上的弱点,各个击破敌军的“长蛇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人,所以能乘胜攻进长沙城,这次则不同:这一次敌人追击我军的四个旅,只有戴斗垣旅在文家市被我一军团全歼,其余三个旅在我三军团赶到文家市的前两天即已主动退回长沙,兵力未减;原来在长沙还有敌人一个旅没有出动,所以,长沙当时还有敌人四个旅的兵力,加之他们已在长沙准备了五六天,野战工事也构筑好了,我们再次进攻长沙,便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攻坚战,胜利的把握很少。可是,总前委会讨论的结果,多数人决定要攻打长沙,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同志只好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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