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我调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因为我平时对师政委彭雪枫博学多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英勇善战而且待人诚恳、作风正派等优秀品质都十分敬佩，能到师部协助他开展政治工作，感到特别荣幸。但对师长郭炳生骄横自大、鲁莽粗野，有较严重的；日军队习气和军阀作风、与人很难相处也感到不安。

一九三二年四至八月，红三军团遵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和苏区中央局三月中旬召开的赣县江口圩会议精神，辗转征战于湘粤赣边的上犹、崇义、桂东、汝城、文英、南雄、水口和乐安、宜黄等地，虽然全军指战员奋力作战，打了一些胜仗，也有较多的俘获，但大多是在强敌的隙缝中往返突击，往往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攻占一座县城，攻占后也难以立足。事实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越深入地控制红军，就越削弱红军的战斗力；加之七、八月问正是南方炎热的盛夏，干部、战士的体力消耗大，疟疾、痢疾等疾病流行，非战斗减员剧增，部队中逐渐滋长一些厌战情绪；个别斗志薄弱的人面对这严峻的斗争环境，逐渐丧失胜利信心，产生悲观情绪，甚至动摇变节，师长郭炳生叛变投敌的乐安事件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事例。

八月二十一日，我红二师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占宜黄县城之后，三十一日敌军反扑即被迫撤出，转移到宜黄与乐安之间的山区休整。师部驻在官仓前村。九月的一天，师长郭烦生从军团部开会回来，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对师政委彭雪枫说：“从赣州失败之后，这几个月又连遭败绩，听说蒋介石还要组织第四次大‘围剿’，眼看大军压境，敌强我弱，摧毁苏区，压垮我们不成问题。唉，看来革命是完了。”说罢，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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