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遭受了巨大损失。到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已损失过半，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十二月初，敌人调集四十万军队，准备围歼我向湘西转移的红军。

在这危急时刻，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放弃原定向湘西前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了扩大会议，揭发、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回顾这段艰难的历程，我深切地体会到，遵义会议确实是我们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前，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才逐步摆脱了困境，主动制敌，取得节节胜利。

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闻名。许多亲历这段艰苦岁月的老同志已有很多回忆文章，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赘述，仅记下几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傍晚，我和营长彭绍辉奉命率红三军团教导营从江西干都出发，随军团部一起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我的脚伤还未完全康复，又患了疟疾，身体很虚弱；临出发这一天，偏偏疟疾又发作，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多，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无法行动。彭绍辉营长非常焦急，生怕上级知道我发病把我留下，悄悄地找来一付担架，派了五六个战士轮流抬着我行进。就这样我带着病告别转战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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