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经过五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当时，美国的一些统帅、将军和军事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志愿军一无空军、海军，二无重炮，坦克、火炮也很少，为什么美军的一辆辆坦克被炸毁，一颗颗地雷失了灵，一道道铁丝网、一座座碉堡飞上了天真是不可思议。因此，他们中间就有人断定，志愿军一定有什么秘密武器！

是的，志愿军确实有“秘密武器”，这就是它坚强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7页）。“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8页）志愿军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掌握了坚强的政治工作这个“秘密武器”，培养锻炼出成千上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汉，才能战胜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对志愿军的政治工作问题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

我体会最深刻的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在出国作战、远离中央的情况下，更应把党的领导看成军队不可动摇的最根本的原则。因为只有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我军才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真正成为完成革命任务的工具。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传统的领导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求得统一认识，然后按分工分头贯彻执行。在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然要坚持定期向上级直至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报告工作。党委应非常重视一班人的团结，真正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成为整个部队团结的核心。我先后与邓华、杨得志、杨勇等军事指挥员共事，大家都能同舟共济，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亲密无间，从而带动机关各部门的工作形成一盘棋，大大提高了领导指挥的效能和威信。当时，曾刮起一股教条主义的歪风，迷信苏联，全盘照搬苏军的经验，要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定我军的光荣传统，好象不如此我军就不能对付现代化战争。当时我和志愿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这股歪风进行了抵制，因而那些教条主义的规定和措施没有在志愿军部队中执行。我还通过各种会议，并写了不少文章，一再宣传志愿军以自己的实际经验证明：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才使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这场现代化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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