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月4日（农历甲寅二月初八），我出生于安定县（今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家中。根据家谱，我们这一辈排在“宗”字上，爹给我起名叫李宗贵。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二哥和三姐不得已过继给了别人。

爹自己认几个字，深感识字的好处，所以，日子过得再苦也要让儿子念书。大哥李宗元老实厚道，但不是块念书的材料，进私塾读了4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整齐。爹说我从小就聪明懂事，他和娘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1921年，我七岁那年，被送进私塾，念了一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赵鼎铭先生，他除了主要教我们识字外，还讲一些前清政府如何腐败，如何造成中国的贫穷落后等天下大事。我人生的第一课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了。

1922年，我转入瓦窑堡米梁山贫民小学读书。家中省吃俭用，拚命为我凑够每年4000文钱的学费，供我读完了初小三年。

至今难忘的侯锡康先生，给我们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学校每天早上朝会时，全体学生背诵“总理遗嘱”，让我们在小小年纪，就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新思想观念是很容易进入象我这样自小就吃苦的孩子的心田。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发奋苦读，还尽力帮助母亲去卖豆腐、卖油，设法分担一些家庭生活的重担。

1925年，我以品学兼优的名次进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这所进步学校，为我打下了我革命人生观的坚实基础，在这儿，我迈出了为国为民的第一步。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党领导的反帝斗争汹涌澎湃，工农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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