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窑堡,并重新负责起支部的工作。同时兼管东一区、北一区和安定县城党的工作。
当时,刘昌汉已被解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难以为继,工作也不易开展。我俩一商量,东拼西凑了四五元现金作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磨坊。我们白天汗流浃背,轮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晚上就从事党的工作。因时常还要接待过往同志,故不得不节衣缩食。
陕北特委的刘光贤、毕维周曾多次到瓦窑堡来,我们总是全力让他们吃好,并总以各种借口婉言推辞与他们共餐,以免他们发现我们的窘迫。临别时,我们总是为他们备足路费,并按时交纳党费。我们就这样坚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间,父母不忍见我日夜操劳,为我说了媳妇。她是女房东妹妹的女儿,叫侯瑞云,侯家洼人,和我同龄。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诚实,模样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时常来我家召开秘密会议,她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为我们放哨。虽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但她的到来,使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能更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党依靠群众,同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支部派孙绍山的亲戚朋友到齐家湾,向其父亲、兄弟交待党的政策,同时警告他们:如果孙绍山胆敢对党的组织下毒手,红军游击队绝不轻饶他,到时孙家恐难在此立足。孙的家人对他施加压力,其父对他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县的一个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里。孙绍山,井助农和营子硕等人,只得逃到横山绥(德)米(脂)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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