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展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腾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纠集了空军原四军的王绍渊、李道之和气味相投的保卫部长主父光、干部部长刘更生、组织部副部长阎成玉、宣传部部长王知十、青年部部长郝宝章及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根据林彪的“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聂凤智、李赤然、顾前、朱火花等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斗争。
在他们灭绝人性的野蛮迫害下,得才兼备、参予编写空军各种条例条令的参谋长顾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术的工程部部长朱火花,被他们口中堵上毛巾、推进粪坑溺死。经过长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几乎死去,他们把聂凤智装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后秘密转移到云南、贵州、广西的十万大山中去养猪,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瘫半痴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我被关押在南京空军大操场地下室里,又脏又潮,室温零下十几度。他们昼夜批斗我,采取软硬兼施、攻心与严刑并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喷气式”、顶砖头;就是拔头发、罚两腿向前弯曲站着;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诱供、劝供。他们所采用的刑罚手段,不亚于我在国民党监狱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难以料到共产党内会有如此败类。
幸亏我平时一心为工作,一心为群众,行得端,站得正,批斗时虽然也挨打,但较轻;头发也被拔,但只是虚晃几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训练部部长鲁明的老婆吴纲桥不在场,我还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个月,空军的领导和江腾蛟等毫无所得。在广大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条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认是“三反分子”。说是只要“名义上”戴上这顶帽子,不讲具体内容——因为他们根本不讲根据什么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对此,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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