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展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腾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纠集了空军原四军的王绍渊、李道之和气味相投的保卫部长主父光、干部部长刘更生、组织部副部长阎成玉、宣传部部长王知十、青年部部长郝宝章及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根据林彪的“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聂凤智、李赤然、顾前、朱火花等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斗争。

在他们灭绝人性的野蛮迫害下，得才兼备、参予编写空军各种条例条令的参谋长顾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术的工程部部长朱火花，被他们口中堵上毛巾、推进粪坑溺死。经过长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几乎死去，他们把聂凤智装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后秘密转移到云南、贵州、广西的十万大山中去养猪，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瘫半痴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我被关押在南京空军大操场地下室里，又脏又潮，室温零下十几度。他们昼夜批斗我，采取软硬兼施、攻心与严刑并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喷气式”、顶砖头；就是拔头发、罚两腿向前弯曲站着；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诱供、劝供。他们所采用的刑罚手段，不亚于我在国民党监狱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难以料到共产党内会有如此败类。

幸亏我平时一心为工作，一心为群众，行得端，站得正，批斗时虽然也挨打，但较轻；头发也被拔，但只是虚晃几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训练部部长鲁明的老婆吴纲桥不在场，我还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个月，空军的领导和江腾蛟等毫无所得。在广大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条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认是“三反分子”。说是只要“名义上”戴上这顶帽子，不讲具体内容——因为他们根本不讲根据什么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对此，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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