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党和人民,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就没有我的一切,对此我刻骨铭心。
1933年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九死一生,是党营救我出狱。
1934年12月冯家渠战斗中,我掉入天窖,是战友们救起。
1935年2月贺家湾战斗中,我右腿腿骨子弹穿透,警卫员路巨才不顾生死,背起我跳下5米深的峭壁,通过2000米川道,使我获救。
1935年10月,因错误的“肃反”和瞎指挥,我率领的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羊泉原陷入绝境,我头部负伤而昏迷。警卫员白金富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抢救出我。
1936年3月红军东征期间,我为了救朱瑞(后曾任炮兵司令),被敌机轰炸掀起的碎石土块埋在一米多深的坑中,是警卫连战士分秒必争地救起了我。
1936年8月,在甘肃李家塬战斗中,为掩护师长文年生等撤到安全地带,我率百余人冲出敌3000余人的包围,绝处逢生。
1936年9月,在甘肃红连湾观察地形时,遇敌机轰炸,又被埋入坑中。警卫员王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他却受了伤。
1941年9月,在冀中西宋庄战斗中,我的膝关节脱臼不能行动,警卫员吴常有及时救治,使我得以率领部队打退日寇进攻。
1942年3月,率留训团过平汉路时,我的膝关节又一次脱臼,经吴常有紧急抢救,转危为安。
1942年7月,率留训团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途中我的膝关节再次脱臼,警卫员白明山细心救护,我得以指挥部队圆满完成重任。
不知多少次生死关头,在战友的拼死抢救下,才保存下我的生命。我永远忘不了贺晋年、路文昌、贺秉章、薛振昌、路巨才、黑贵山、白金福、王强、李国斌、吴常有、冯振海、白明山等同志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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