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党和人民，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就没有我的一切，对此我刻骨铭心。

1933年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九死一生，是党营救我出狱。

1934年12月冯家渠战斗中，我掉入天窖，是战友们救起。

1935年2月贺家湾战斗中，我右腿腿骨子弹穿透，警卫员路巨才不顾生死，背起我跳下5米深的峭壁，通过2000米川道，使我获救。

1935年10月，因错误的“肃反”和瞎指挥，我率领的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羊泉原陷入绝境，我头部负伤而昏迷。警卫员白金富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抢救出我。

1936年3月红军东征期间，我为了救朱瑞（后曾任炮兵司令），被敌机轰炸掀起的碎石土块埋在一米多深的坑中，是警卫连战士分秒必争地救起了我。

1936年8月，在甘肃李家塬战斗中，为掩护师长文年生等撤到安全地带，我率百余人冲出敌3000余人的包围，绝处逢生。

1936年9月，在甘肃红连湾观察地形时，遇敌机轰炸，又被埋入坑中。警卫员王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他却受了伤。

1941年9月，在冀中西宋庄战斗中，我的膝关节脱臼不能行动，警卫员吴常有及时救治，使我得以率领部队打退日寇进攻。

1942年3月，率留训团过平汉路时，我的膝关节又一次脱臼，经吴常有紧急抢救，转危为安。

1942年7月，率留训团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途中我的膝关节再次脱臼，警卫员白明山细心救护，我得以指挥部队圆满完成重任。

不知多少次生死关头，在战友的拼死抢救下，才保存下我的生命。我永远忘不了贺晋年、路文昌、贺秉章、薛振昌、路巨才、黑贵山、白金福、王强、李国斌、吴常有、冯振海、白明山等同志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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