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秋两季，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级国民政府文告的，并不是中村事件等涉外话题，而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水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明白无误地把这场水患称为“国难”。

9月8日，国民政府发行赈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本月内先发3000万元，12日内续发5000万元。年息8厘，按票面九八折发行；本息10年偿清。

1931年气候反常。入夏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淫雨天气，还不断出现大雨和暴雨，珠江、长江、淮河及松辽流域河水猛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据统计，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经济损失22。54亿元，而国民政府1931年的整个中央预算，也就不到10亿元。

武汉地区襟江带湖，受水害尤重。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大坝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随后武昌的武泰、武丰等堤也相继溃决，武昌滨江城区，尽成泽国。此后不几日，地势最高的汉阳，也共有45个堤垸被冲毁，江水以风驰云卷之势，长驱直入。三镇尽成泽国，淹没水中达两月之久。武汉遭此重创，逐渐由盛转衰，“九省通衢”的地位顿成明日黄花。

在突如其来的大水面前，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对灾情所做的杯水车薪式的救济外，国民政府最早对水灾做出反应是在7月25日，此时，已离珠江流域发生重大灾情一月有余。这一天，国民政府下令，特派许世英等九人组成赈务委员会委员，指定许世英、王震、刘镇华、王守珍、朱庆澜为常务委员，许世英为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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