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对时局的敏感，有时甚至强于国家机器。

就在中国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面带笑容地安抚北平记者的当天，另一位中国外交官员——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的另一番谈话，也被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钟毓认为：中村失踪案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万宝山事件。而这两个事件也绝非偶然，表现出日本的有意寻衅、步步紧逼。

1906年，就是日本在东北打败俄国后的第一年，日本在今天的沈阳设立了驻奉天总领事馆。东北易帜后，与日本打交道不能再由东北地方当局出面了，因此不久后，国民政府就以驻吉林特派员的方式，在东北与日本政府开展外交事宜。1931年，钟毓担任特派员一职已有三年多了。处于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第一线的他，不会像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员们那样的官僚气。他所感到的，是山雨欲来前令人窒息的压抑。

如果说中村事件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万宝山事件的发生则更带有必然性。

为了确保帝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构建了一个“品”字型的战略布局。第一是保证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存在。通过辛丑条约的规定，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军的权利，这种驻军叫“中国驻屯军”；此外，就是著名的关东军。第二是经济控制。东北有着中国最稠密的铁路网，而在当时，对连接旅顺、大连等战略要地的铁路，却是由南满洲株式会社在经营，它不但从东北掳走了大量的资源，更控制着东北经济与军事的大动脉。第三就是战略移民。早在1905年，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就提出所谓的“满鲜移民集中论”，计划向中国东北和朝鲜移民50万。他认为实现此计划后，“俄国虽倔强，必不敢与我开战，中国更无论矣。夫如是和战缓急之柄，居然落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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