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启蒙后果明显地表现在观念和形态的各个方面，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郭沫若的《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郑振铎的《光明运动的开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到1966年2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明显的主线是，以明确理性作为判别一切概念、法则、艺术及文本的标准，不断表达独特的解释形态，怀疑和推翻过去的一切，彻底否定别人的和历史的一切，在整个世界的所有事情上都一定要推倒重来，自己的解释形态就是把事物置于机械和数理的绝对法则之下，彻底规定，绝对量化，绝对不容忍心灵的或折中的或朦胧的意念和表达。在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当周扬宣布新的社会的文艺的方向是毛主席的方向，主体、人物、语言、形式都被确定无疑地标准化时，人们感觉到了强制和文学之外的逼压，人们甚至说，过于严酷的规定似乎使文学的发展与“五四”启蒙的主题背离了，或者说，“五四”启蒙的主体被中断了。但事实上，就内在实质而言，极端的理性主义、否定一切、坚持单一机械的标准等，完全是启蒙主义的基本思想。周扬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论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如何把握“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周扬说，就是彻底执行新的“宣传政策”，成为实现新的目标任务的工具，以文艺配合政治斗争(15)，完全一致的观点，彻底统一的标准，丝毫不敢马虎的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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