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的“人”的发现

第四次人的发现表现在人文的人的发现、日常的人的发现、爱与宽容的人的发现、生态的人的发现、神性的人的发现五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末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和新启蒙思潮受挫，90年代初，商业化、庸俗化、任逍遥潮流来势汹涌，用王晓明的话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匾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6)危机不是这时候才出现，但人们对此问题关注的深度和广度在这时候最为凸显，于是，就有了历时五六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关乎一次重要的人的发现。这一发现是发现了人与人文内在精神的紧密关系，发现了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不是发现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人文精神之富有和在人生实践中之贯穿，而是发现其缺乏。

陈思和等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人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7)；王晓明等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失落了，必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素应该被继承，应该与现代人生接轨(8)；王蒙等认为中国历史素来缺乏人文精神，本来没有，何谈失落，即便是有，也只是被阉割的伪人文精神，当下的要务是寻找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9)；李泽厚等说，文化商业化潮流并不单纯是坏事，而是正好可以消解强硬意识形态包裹中的伪人文精神(10)；张汝伦等认为，应该注重自由思想的培育(11)；有人说，“痞子”作品也反应普通人的辛酸与苦痛，如果以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衡量之，以某种固定标准要求之，也可能导致潜意识中的“文化专制主义”；(12)有人认为需要人伦重建、情感重建、信仰重建与价值重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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