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越发重要。新时期文学客观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与变迁。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艺术上并不精致的小说，在当时却引起了轰动效应。小说的外在结构带有典型的“文革模式”——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正确路线或英雄人物必胜的预设结局等，无不带有“文革”深深的时代烙印，然而，小说的主题却由文革的“革命”主题转换或置换为“启蒙”的主题，并不自觉地接续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小说以三个学生对西方小说《牛虻》的不同态度隐喻了他们对知识的信仰，《牛虻》在前苏联和中国大陆文革前都受到极高的评价，深受青少年喜爱，而在文革后期，三个学生的解读却发生了巨大的反差，作者将《牛蛇》作为划分知识等级的标准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宋宝琦因为无知在书上乱抹乱划，一贯自认是最革命最正确的学生谢慧敏认为《牛虻》是黄书，让张老师更加痛心。他觉得宋宝琦的愚昧无知并不可怕，令他担忧恐惧的是谢慧敏的反知识性的革命信仰，他们都是受“四人帮”毒害的学生，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张老师在结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喊遥相呼应，但由于历史文化情境的不同，影响也有较大的不同。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明朗的，因为张老师还有石红那样的学生干部和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张老师肩负的使命和启蒙的艰巨性与鲁迅所处的时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以至于在小说中张老师的呐喊显得有点矫情和夸张，不了解文革历史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张老师那份深深的忧虑。当然换一个角度的话，我们能否将张老师的呐喊当成“文革”当事人对“文革”记忆的延展，它能激发读者对“文革”不忍回顾的那段历史的曲折的想象。或许作者当初设计这样一个叙事结构只是因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势，但可否认为在某些“文革”亲历者的潜意识中“文革”的政治历史文化情境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有着某种暗合或类似？关于这一点，作者从未做过任何解释。《班主任》以“文革”的叙事模式试探性讲述了一个“反文革”的故事，它悄悄地掀开了伤痕文学盖头的一角，张法认为《班主任》自身没有成为伤痕文学，原因是谢慧敏只是一个心灵扭曲者，而王晓华才是灵与肉的全面受难者，这里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王晓华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她本人具有一定的自省能力，她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伤害有着主体意识的自觉，而谢慧敏则不同，“文革”革命信仰对她来说就是一切价值准则，拯救一个没有自我反思能力和意愿的谢慧敏，任务何等艰巨啊！启蒙一个愚昧无知的宋宝琦并不难，难的是改造一个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谢慧敏，其难度恐怕不亚于启蒙鲁迅笔下的“华老栓”。从这个层面分析的话，《班主任》的历史意义和它对文革灾难的深刻揭露要更深刻。刘心武在此文中率先指出了学生的教育问题，较早地关注到未来人类的成长与发展问题，而且将重心放在学生心智健全与人格完善上，这一主题上的深化奠定了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也把刘心武的《班主任》当作“伤痕文学”的宣言，称他“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1)认为他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小说“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2)伤痕文学的发生是一种民间的、自发的行为，是文革当事人对自己曾经历的文革伤痛的揭示，是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发现，伤痕文学作家用个体的自传性记忆改造、充实、丰富了历史记忆，但伤痕文学的发展繁荣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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