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干部内部的人事关系，另一层关系则更为本质，它涉及城市制度和生产力的构建能否成功，以及革命的方法问题：尽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都是革命者从不怀疑的主要形式。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罢工罢市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1949年，革命者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

实际上，在1949年沈阳几大工厂陆续接收和开工之后，陈云内心就一直有所忧虑。一年前在鹤岗煤矿发生的混乱是他主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时最令他有挫折感的事情。工人运动一度中断了正常的生产，因为技术职员在工厂中被打击和排挤，工人出身的政治厂长把握不住生产全局，令短时间里鹤岗发生事故900多次，死伤900多人。沈阳的工厂会重蹈覆辙吗？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工厂复工后，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决定着整座城市的运转。

陈云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沈阳解放不久，正值旧历年关，工人们普遍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向资方提出一系列提高待遇的要求，作为恢复生产的条件。在一些私营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劳资纠纷。工人们不仅高呼罢工，还砸烂了机器。

毛泽东1948年4月8日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极具先见之明地规定：“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增长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革命者掌握政权后，工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就不但是罢资本家的工，也是罢新政权的工，这就必然要受到约束。刘少奇1949年5月在《天津日报》的一篇报道上也批示：“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同年5月5日，刘少奇在开滦煤矿，正值工人罢工，刘少奇对他们说：“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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