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结束后，有大量投入到社会活动中的学生都暂缓了他们的就业，新中国一建立，这些多年积攒下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被大量吸引进入政府机关和各个基层企业单位。

“我从武汉大学动员了上百名学生进入基层，这里面理工科的学生后来有一部分回校念书了，文科学生绝大部分留在各个工厂配合军管会工作人员和后来政府干部展开恢复生产的工作。”刘实回忆，“除此之外，武汉一解放，中南局就从北京、天津这些北方城市组织大量学生南下支援武汉。”年轻知识分子成为这个城市基层干部的来源和主要储备。

这对城市面临第一轮建设的展开无疑是有利的，但它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地方政府职员的数量随之而来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以武汉为例，政府各个机关的文职人员从1948年的2万多人扩充到了1949年底的5万多人。在相当长时间实行供给制，意味着这些新增岗位的饭碗必须要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这对尚未成熟的地方财政系统和原本就紧张的财政基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新政权有普遍性的意义。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从企业头上收税。政府部门在税收问题上态度强硬，执行不留余地，结果引起了武汉多数工商业企业和大小资本家的“反弹”。客观说，新政权在武汉开展税收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存在着大量的小业主，二是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脆弱的税收征集能力。对国家控制下的少量大企业征税要比对无数小业主征税容易得多。然而，直到1953年，武汉的国有企业才达到532家，公私合营的企业不过31家，合作企业也只有几百家。“1949年年底武汉的私营企业有18701家，其中2629家是工厂。这些企业小而分散。”张薇之说，“另外，他们对最基本意义上的账簿都不了解，常常把盈利、支出和借贷混在一起，税收机构很难从中确定它们的总收入和净盈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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